目前，既有創新方法研究分散在各個學科領域，涉及科學方法論、思維科學、創造學、決策學、心理學以及決策科學等諸多領域，十分龐雜、零散，缺乏有效的整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創新方法研究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基礎沒有得到厘清。解決創新方法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可以從解決一個前提性問題開始，即有沒有普遍意義的創新方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創新方法與傳統意義上的科學方法有什么區別？創新方法論與科學方法論有什么聯系，又有什么區別？本文嘗試從這兩個問題出發，對創新方法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進行探討，提出“助發現”的研究方法論。
1 創新方法的反身性
創新到底有沒有方法？所謂創新，就是創造新的東西。雖然創新可以是一定程度上的，比如局限于工具上、操作層面、運用領域上的創新；但是，從絕對意義上說，它應該覆蓋最深層的認識和方法上的創新。也就是說，一種用于創新的方法第一次算創新，第二次運用就不再是絕對意義上的創新了。那么，絕對意義上的創新應該是不可重復和不可追尋的，任何從過去的創新活動總結出來的方法在本質上都不能算是創新，而只是模仿、重復或者運用；所以，作為常則的“創新方法”其本身就是一個悖論。類比強綱領SSK學派著名的反身性悖論，即建構主義主張包含著它本身就是建構的，因而“沒有客觀的科學身份”…，我們稱上述悖論為“創新方法的反身性”疑問。一言以蔽之，方法指導下的活動是一定程度上的重復活動。那么，還是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創新活動？在方法論上，反身性悖論直接質疑了經驗歸納方法在創新方法研究中的合法性，即經驗歸納本質上是從過去推知未來，屬于一定程度上的重復過去。
對反身性疑問的思索，很容易引向科學哲學史上著名的科學的發現與辯護的爭論。從反身性的角度看，支持發現與辯護兩分的人很可能會否認創新方法的存在，或者將這個問題排除在傳統的科學方法論研究的范圍之外。科學的發現與辯護的區分，是正統科學哲學尤其是邏輯實證主，義極力主張的經典命題之一。大致來說，這種區分認為，科學研究中的發現情境包括科學假說與科學理論的產生過程，無法進行邏輯分析，屬于心理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經驗化研究的領域；而辯護情境包括對科學假說和科學理論的證明與確認，是可以進行邏輯分析的，屬于科學哲學、邏輯學和科學方法論形式化研究的領域。
最早提出發現與辯護兩分命題的波普爾是從科學研究過程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區分的，即科學工作的最初階段是發現的過程，是無法邏輯重建的，辯護過程是科學發現之后的新階段，屬于科學哲學研究的范疇。因此，他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基本沒有討論科學發現的邏輯。邏輯實證主義者接受了這種區分，并把它推向極端。在他們看來，發現與辯護的區分不僅是科學研究過程的問題，而且還蘊含著經驗／邏輯、非理性猜想／理性重建、心理現象／科學方法、非科學哲學／科學哲學等諸多分立的觀點。從發現與辯護的角度看，創新顯然屬于發現而非辯護的范疇，于是，對于堅持發現與辯護兩分的科學哲學家而言，即使不完全否認創新方法的存在，也會提出這樣的質疑：有沒有可以進行邏輯分析的創新方法？如果創新方法不可以進行邏輯重建，那么那些創新方法研究應該怎么進行下去？換言之，這種研究的目標和宗旨何在？除了發現與辯護兩分的哲學質疑外，既有的創新方法研究也存在著類似反身性的質疑，這里列舉最常見的3種觀點：
(l)很多人認為，創新是態度問題，而不是方法問題。這種觀點認為，創新沒有常則的范圍，或者即便有，也是不可言傳的，屬于波蘭尼所稱的意會知識。因此，創新方法研究的重點不是尋找付諸于文字的、可以普遍運用的方法，而是設法保持人們的創新熱情。對于創新態度派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在什么心理狀態、情感狀態下，人最容易產生創新的沖動、創新的力量？顯然，這屬于心理學研究的范圍。
(2)創新心理派的思路再前進一步，即從個體創新心理“養護”前進到群體創新心理“激發”，提出：在群體情境下，如何保持個體的創新心理狀態？在群體狀態下，創新個體可能會被壓抑，也可能更好地相互激發。因此，很多人認為，創新首先是制度問題，而不是方法問題。也就是說，創新方法研究的重點是尋找最能激發個體創新狀態的制度。
(3)沿著創新制度的方向，有人提出，單純的制度是不能解決群體創新能力的激發問題的。這個目標要靠文化解決，即營造一種適于創新的文化環境，于是創新方法問題轉變為創新文化問題。按照企業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解，文化包括精神層、行為層、制度層和物質層4個組成部分。所以，群體創新激勵的問題需要運用各方面的文化資源，從多個層面有機地解決。
2 批判常識主義的啟發
如何回答創新方法的反身性疑問？可以繼續從科學哲學的諸多理論中尋找可借鑒的資源。
波普爾之后，包括漢森、庫恩、費耶阿本德在內的諸多科學哲學大家，都對發現與辯護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模糊乃至取消這一區分的呼聲越來越高。總的來說，反對的理由主要有5個：①在實際科學研究中，兩者是不斷相互交替出現的，區分是暫時的；②科學發現有邏輯方法的因素，問題在于是否要堅持邏輯主義對邏輯的狹隘理解，比如皮爾士的“逆推”、波蘭尼的“合情推理”可以算作邏輯的范圍；③科學研究除了發現與辯護之外，還經歷過其它階段；④辯護涉及心理和社會方面的因素；⑤心理學及其它經驗科學領域也與認識論有關。實際上，爭論的雙方對科學發現、科學辯護以及邏輯等范疇的理解差異很大，這是發生爭論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學哲學史上關于科學的發現與辯護的爭論，給創新方法研究以極大的啟發。最直接的啟示有兩個：首先，發現領域的創新方法不一定是嚴格邏輯重建的，而可以是超越傳統邏輯主義的，隱喻、想象、合情推理甚至信念等都可以納入創新方法探討的范疇。更進一步，創新方法既然不是嚴格邏輯的，那么創新方法不可能具有邏輯方法的普遍性；換言之，創新方法研究必須放棄嚴格的普適性，而轉向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和一定層面的適用性。其次，發現領域的創新方法研究并不僅僅屬于傳統的科學方法論、科學哲學探討的問題，應該把心理學、社會學以及其它經驗科學領域的相關研究納入其中。更進一步，心理學等非邏輯領域的方法研究不是與創新方法直接相連的，而是啟發式、輔助性和產生間接作用的。比如，社會學研究發現“優先權”對科學創新有極大的刺激作用，那么，如何保障、加強對“優先權”的追求才可以幫助創新，屬于創新方法的外圍問題。
科學哲學家蘇珊·哈克提出的“批判常識主義”，對科學與科學方法進行了全新的理解，實際上他已經提出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思路。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科學方法是普遍的、規范的和確定的，而在極端的歷史主義者比如費耶阿本德看來，科學沒有什么方法，怎么都行。對此，哈克持折中觀點，認為不存在正統科學哲學所理解的科學方法，但存在類似普遍科學方法的“科學幫助”，它不能確保科學走向真理，但可以幫助科學發展。在哈克看來，科學是一種探究，具體地說，屬于經驗探究的一種。“科學探究與其它類型的經驗探究是相關連的。對于我們在最為通常的經驗探究中所依靠的東西，科學家進行了許多修改，并以種種方式進行了擴展和精煉。”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方法并不完全是獨特的，常常會用到其它經驗探究所用的方法，因此與日常經驗探究緊密相連。但是，這并不代表科學沒有自己的專門技術和方法，這種專屬科學的探究方法即哈克所稱的“科學幫助”。
哈克發明“科學幫助”來取代科學方法，表達了在認識論上比科學方法弱的意義：科學方法是科學獨有的，科學幫助是由日常經驗探究方法發展而來的；科學方法是普遍的、邏輯的、規范的和確定的，科學幫助范圍更廣，更具異質性、更加局部化；它包括了想象、隱喻和概念的創新等非邏輯因素，甚至包括科學分工、專業化、同行評議、學術公開制度等社會性因素，并且往往專屬于某個領域或子學科，而不是普適性的。科學方法確保真理的獲得，科學幫助只能保證科學理論一定程度的成功，在經驗上變得更為穩固。同時，科學幫助又屬于經驗探究方法的范疇，很容易與宣傳、宗教、娛樂等非經驗探究區分開來。顯然，科學幫助已經超出了傳統的科學方法論的范疇，更接近于實際科學發現中的創新方法。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思路，它不執著于從認識論上邏輯地重構科學認識，而是尋找能起實際作用、啟發新思想從而推進科學發展的實用幫助。當然，科學幫助能否保證我們朝真理前進就另當別論了。哈克認為“科學幫助”在實際的科學史上似乎起到了這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