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創新理論的提出
技術創新理論(Technical Innovation Theory)的首次由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的《經濟發展理論》系統的提出。”創新” 就是“一種新的生產函數的建立（the setting up of a new product in function)，即實現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一種從未有過的新結合。并將其引入生產體系。創新一般包含5個方面的內容(1)制造新的產品：制造出尚未為消費者所知曉的新產品(2)采用新的生產方法：采用在該產業部門實際上尚未知曉的生產方法(3)開辟新的市場開辟國家和那些特定的產業部門尚未進入過的市場：(4)獲得新的供應商獲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應來源(5)形成新的組織形式創造或者打破原有壟斷的新組織形式。
創新并不僅僅是某項單純的技術或工藝發明，而是一種不停運轉的機制，只有引入生產實際中的發現與發明，并對原有生產體系產生震蕩效應，才是創新。
技術創新理論的發展
后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被他的追隨者發展成為當代西方眾多經濟學理論的兩個分支一是新古典經濟學家為將技術進步納入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主要成果就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二是側重研究技術創新的擴散和技術創新的 軌道”和 范式 等理論問題。從熊彼特提出創新理論至今已有將近100年的時間，這期間有眾多學者對技術創新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許多有特色的理論。但是由于這些研究的出發點和前提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再加上技術創新是一個設計面廣。影響很大十分復雜的過程，所以至今各專家學者以及研究機構對 “技術創新 概念的定義莫衷一是。
1、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1)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羅（Robert Solow)于1956年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該經濟使用兩類投入(資本和勞動)生產一種均質產品，首先假定技術保持不便，集中考察資本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資本累計模型)。
(2)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1986年羅默(Paul·Romer)在《收益增長和長期增長》中，提出了一個與收益遞減的傳統模型不同的收益遞增的增長模型。他把技術進步視為經濟的內生變量和知識積累的結果，認為知識積累才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
在羅默的模型里，知識被分解為一般知識和專業知識。一般知識產生經濟外部性，使所有企業都能獲得規模收益，專業知識則產生經濟內部效應，給個別企業帶來壟斷利潤，從而為這些企業提供了研究與開發的基金和內在的動力。因此，知識作為一種內生的獨立因素不僅可以使知識本身產生遞增收益，而且使資本、勞動等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遞增。這就為經濟的長期增長提供了條件。技術與眾不同的一個特點在于它是公共品，產出這種技術發明的費用昂貴，但復制它很廉價。
新增長理論的貢獻在手改變了我們關于增長途徑的思維方式。如果技術水平的不同是導致各國生活水平的詫異的主要原因，并且假定技術知識是一個可以生產出來的要素，那么需要著重研究的方面就有：國家怎樣才能提高技術水平7怎樣有效的進行技術的轉移、擴散和增值等。這就引發了有關國家創新系統的探索。
2、技術創新的“軌道和范式”
(1）從線性范式到網絡范式
20世紀7O年代，在熊彼特的影響下形成了創新研究的”線性范式“。該范式認為技術創新一般經歷發明一開發一設計一中試一生產一銷售等簡單的線性過程，局限于單個企業內部的技術過程。后來的研究發現外部的信息交換及協調對于創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克服單個企業技術創新時的能力局限，降低創新活動中的技術和市場不確定性。此后，創新研究的視野從單個企業內部轉向企業與外部環境的聯系和互動，導致網絡范式的興起。阿歇姆(Asheim T，1998)對線性范式與網絡范式的特征進行了比較。
(2)區域創新與集群創新
“網絡范式”最初應用在國家層面，形成了”國家創新系統”理論，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經濟意義上的”國家狀態”日益讓位于“區域狀態”，區域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利益體，關鍵的商業聯系集中于區域范圍內。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創新網絡的成效似乎跟創新主體的空間分布有很大的關系，地方化的創新網絡似乎比跨國技術聯盟更能持久。原因是地理鄰近帶來了可以維持并強化創新網絡的支撐因素，如文化認同和相互信任等(Baptista and Swann，1998)。
當創新系統研究發展到區域創新階段，已經開始與產業集群的研究結合起來了。從概念界定上看，區域創新系統和集群創新系統都建立在產業集群的基礎上。羅斯菲爾德(Rosefield，1997)認為，區域創新系統可以首先通過區域集群定義來界定，也就是地理上的相對集中的相互獨立的企業群：阿歇姆(Asheim，2002)認為區域創新系統就是由支撐機構環繞的區域集群。從這兩個概念的語義學者對它們的界定可以看出，區域創新系統和集群創新系統主要存在兩點區別，一是前者的產業可能是比較分散，不一定是集中于某一產業，而后者主要集中于某一產業 二是從地域范圍來看，前者的范圍可能彈性比較大，而后者的范圍往往比較小。
技術創新理論的學派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時期的“凱恩斯革命”的理論影響，并沒有得到廣泛的重視。20世紀50年代以后，許多國家的經濟出現了長達近20年的高速增長“黃金期”，這一現象已不能用傳統經濟學理論中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加以簡單解釋。西方學者對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關系產生了興趣并開展了深入的研究，從而使技術創新理論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縱觀技術創新理論的發展，可以將對技術創新理論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制度創新學派和國家創新系統學派等四個學派。
一、技術創新的新古典學派
技術創新的新古典學派以索洛(R，Solow)等人為代表，運用了新古典生產函數原理，表明經濟增長率取決于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以及隨時間變化的技術創新。他區分出經濟增長的兩種不同來源：一是由要素數量增加而產生的“增長效應”，二是因要素技術水平提高而產生的“水平效應”的經濟增長。在《在資本化過程中的創新：對熊彼特理論的述評》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創新成立的兩個條件，即新思想的來源和以后階段的實現和發展。這種“兩步論”被認為是技術創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個里程碑。
1957年，索洛在其發表的《技術進步與總生產函數》一文中，推算出l909—1949年間美國制造業總產出中約有88％應歸功于技術進步，索洛殘差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在繼續深入研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同時，新古典學派還開展了技術創新中政府干預作用的研究，提出當市場對技術創新的供給、需求等方面出現失效時，或技術創新資源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時，政府應當采取金融、稅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購等間接調控手段，對技術創新活動進行干預，以提高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中的促進和帶動作用。
新古典理論仍采用正統經濟理論模型作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術變化和創新處于時時動態的經濟現實，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發展中技術和制度的作用及其發揮作用的方式。為了盡可能接近并反映現實世界，自然不應該抽象掉對于制度和技術研究至關重要的動態特性，制度與技術經濟理論研究必須以演化的、發展的眼光，對制度和技術的動態性及創新、變遷的過程予以特別關注，才能使得該理論在更加科學的方向上得以不斷推進和突破。因此，對于一些重大的理論與現實問題，如決定企業生產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決定企業間生產率差異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術的產生、篩選、擴散過程怎樣，仍未能給予充分的回答，這說明新古典理論與現實存在嚴重脫節。另外，技術創新的新古典學派是將技術創新過程看成一個“黑箱”(black box)，他們本身并不關心這個黑箱內部的運作，這與將技術創新作為一個過程進行研究，研究“黑箱”內部運作機制的新熊彼特學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二、技術創新的新熊彼特學派
新熊彼特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愛德溫·曼斯菲爾德、莫爾頓·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們秉承經濟分析的熊彼特傳統，強調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將技術創新視為一個相互作用的復雜過程，重視對“黑箱”內部運作機制的揭示，并在分析這樣一個過程的基礎上先后提出了許多著名的技術創新模型。研究的主要問題有：新技術推廣、技術創新與市場結構的關系、企業規模與技術創新的關系等等。曼斯菲爾德對新技術的推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術在同一部門內推廣的速度和影響其推廣的各種經濟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術推廣模式。他提出了四個假定：①完全競爭的市場，新技術不是被壟斷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選擇和使用；②假定專利權對模仿者的影響很小，因而任何企業都可以對某種新技術進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術推廣過程中，新技術本身不變化，從而不至于因新技術變化而影響模仿率；④假定企業規模的大小差別不至于影響采用新技術。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爾德認為有三個基本因素和四個補充因素影響新技術的推廣速度。這三個基本因素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術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對盈利率，相對盈利率越高，推廣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術要求的投資額，在相對盈利率相同情況下，采用新技術要求的投資額越大推廣速度就越慢。而四個補充因素具體包括：一是舊設備還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長，推廣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時間內該部門銷售量的增長情況，增長越快，推廣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項新技術首次被某個企業采用的年份與后來被其他企業采用的時問問隔，間隔越長，推廣速度就越慢；四是該項新技術初次被采用的時問在經濟周期中所處的階段，階段不同，推廣速度也不同。
盡管曼斯菲爾德的理論填補了熊彼特創新理論中的一個空白——技術創新與模仿之間的關系以及二者變動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對技術模仿和技術推廣的解釋，但其理論假設的前提條件與實際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競爭市場只是一個理想化的狀態，而新技術出現的初期一般都處于壟斷狀態，只是維持時間長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無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價和成本的，同時也存在很多風險；專利權是受法律保護的，企業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會直接影響模仿者的選擇；科學技術發展FI新月異，新技術的生命周期越來越短，只有不斷地創新與變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術在推廣的過程中是需要持續不斷去完善的，因此也會直接影響模仿比例；企業的規模大小也會直接影響其是否采用新技術，畢竟采用新技術存在很大的風險等等。由此可見，曼斯菲爾德的理論對現實經濟的解釋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從壟斷與競爭的角度對技術創新的過程進行了研究，把市場競爭強度、企業規模和壟斷強度三個因素綜合于市場結構之中來考察，探討了技術創新與市場結構的關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術創新的市場結構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認為：競爭越激烈，創新動力就越強；企業規模越大，在技術創新上所開辟的市場就越大；壟斷程度越高，控制市場能力就越強，技術創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企業的規模一般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術創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難以籌集技術創新所需的資金，同時也難以開拓技術創新所需的廣闊市場，故而難以產生較大的技術創新。而在完全壟斷的條件下，壟斷企業雖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但由于缺乏競爭對手的威脅，難以激發企業重大的創新動機，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術創新。因此，最有利于創新的市場結構是介于壟斷和完全競爭之間的所謂“中等程度競爭的市場結構”。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對熊彼特創新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熊彼特是把技術創新作為一個整體要素來研究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沒有對技術創新與市場結構的關系等具體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與闡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層次雖然仍偏重宏觀層面，但更深入、更具體，對技術創新原因或動力問題的解釋更有說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雖然揭示了技術創新與市場結構關系的實質，但缺乏對每一種市場結構具體的分析，按照經濟學上對市場結構的劃分來看，“中等程度競爭的市場結構”可以理解為包括兩種市場結構，即寡頭壟斷市場和壟斷競爭市場，對在這兩種市場結構下，技術創新有何不同，以及這兩種市場結構比較，哪種市場結構更容易引發技術創新，他們沒有作進一步分析闡述。實際上，在寡頭壟斷市場下，寡頭壟斷者依靠壟斷勢力能夠獲得更多壟斷利潤，能夠為技術創新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開辟市場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頭壟斷者之間形成某種默契或現有產品存在高額利潤的前景時，就會阻礙技術創新的進行。而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下，企業雖有一定壟斷程度，但占有市場份額相對較小，無論在資金、技術力量還是在開辟市場能力等方面，一般達不到寡頭壟斷企業的實力，因此技術創新的程度相對較低，但一旦有了技術創新，企業就會馬上組織生產，搶占市場，獲得壟斷利潤，因此在這種市場結構下，技術創新發生得會更頻繁、更活躍。
新熊彼特學派對技術創新理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對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也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和發展。該學派雖然堅持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傳統，但所關注的是不同層次的問題，熊彼特忽略了創新在擴散過程中的改進和發展，而新熊彼特主義者的著眼點則在于創新的機制，包括創新的起源、創新過程、創新的方式等內容。另外，還有一些新熊彼特學派的理論研究。總之，新熊彼特學派通過系統的、科學的研究和探索已經初步搭起了技術創新的理論框架，但沒有得出更多深層次的理論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