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中國企業家本身在最初淘第一桶金的時候，仍然是大量市場不均衡的時候。另一個原因是社會制度使得這個國家的企業家們更愿意去套利而不是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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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教授在泰勒·考恩中國行第三場活動“中國靠什么保持高速增長”上發言，本文根據發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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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個人類的視野來看，企業家在過去200年里面整體而言就是一個創新的過程。一個國家怎么變得自由?就是靠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勞動生產力要提高、技術要進步靠什么?要有分工和專業化;分工和專業化又要靠市場……這樣就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一個國家市場越大、分工越細、專業化程度越深，技術進步就越快，創新就越多，勞動生產率就越高，經濟就進一步增長，財富就變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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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過去的200年，甚至可以說500年，有這樣一個循環。從500年前哥倫布去美洲開始，就走向了全球化，人類市場在不斷地擴大，分工不斷地深化，技術不斷地進步，財富不斷地增加。在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業家。市場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場是企業家看到的，沒有微信的時候，沒有微信市場;沒有手機的時候，也沒有手機市場。所有的市場都是企業家創造的，分工也是企業家創造的。創新更是企業家的一種基本職能，創新帶來經濟增長，財富增加，而財富怎么帶來新的市場，也可以說是企業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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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是普遍的產能過剩，意味著中國的企業家沒有進一步將增加的財富變成新的市場，我們還在重復地生產，市場上已經飽和。為什么會是這樣?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中國企業家本身在最初淘第一桶金也就是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21世紀前些年的時候，仍然是大量市場不均衡的時候。那時候，“低垂的果實”就是生產其他國家已有的產品——我們叫山寨——就可以賺錢，久而久之就不會思考怎么創造新的東西來滿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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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原因是泰勒·考恩提到的，我們的社會制度。社會制度使得這個國家的企業家們更愿意去套利而不是創新。相對而言，套利風險不那么大，不確定性也沒有那么大，我們只要敢冒險，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賺錢。而創新卻是完全面臨不確定的世界，看到沒有的東西、誰都看不到的東西。甚至當你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大部分人都認為你的神經有毛病。在一個不能夠容忍這種自由、每個人的權益沒有基本的保證、創新的成果沒有確定的回報的時候，好多企業家不會真正去創新的。更簡單的說，創新企業家比套利型的企業家對制度更為敏感，當一個國家沒有很好的法制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業家。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法治，游戲規則不透明、隨時在變，每一個人的權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證的時候，這個國家的企業家不可能真正花時間去進行創新。因為創新需要的不是一天兩天，不是一年兩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現在任何一個新的產品，除了互聯網時代的概念之外，沒有若干年的積累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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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刮胡刀。有一個著名的刮胡刀品牌吉列，100多年前，吉列這個人是一個小商販，當他到處走街串巷去賣一些小產品的時候，自己面臨了一個困惑：他經常刮胡子，動不動就刮破了，能不能生產出一個又安全又便宜的刮胡刀?所謂安全，就是一般不把臉刮破，所謂便宜，就是刮鈍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不需要再去磨了。當他找了好多個技術專家，這些人都說，No，這是不可能的，你沒有辦法把合金或鋼材弄得那么薄，做出那么便宜的刀片來。但吉列就是不相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最后花了6年的時間才做出來這個產品。6年的時間對一個創造性的產品來說也許是很短的，我們可以想象幾乎所有的創造性的產品面臨的都是這樣的問題。200多年前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候，他面臨多少次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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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中國真的從過去的依靠資源配置改進的增長，轉向了創新推動的增長，那么我們的企業家必須從套利型的企業家轉向創新型的企業家。真的出現創新型的企業家，就需要我們現有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進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變革。這里更重要的是法治，唯有在法治的情況下，政府的權力受到嚴格的抑制，每個人才能夠在未來有一個預期，企業家才會投入持續的創新。為此，我們也需要整個社會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們的教育體制的改革。我相信一個國家的國民，特別是我們的大學生、我們的學者，當他們有一顆自由的心的時候，才真的會有新的想法。我們所有的創新都是從一個想法開始，所謂“新”，就是與眾不同;所謂“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認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們中國才可能真正維持未來相對比較高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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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創新說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亂想 ，那就會有創新，你不會為了你的想法去冒險的時候，創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需要的改革太多了。從中國歷史上講，什么時候有創新?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們有創新，19世紀20年代、30年代我們也有創新，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時候。我們現在講的改革開放制度創新什么時候出現的?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后，而且如果沒有1978年的思想解放，后來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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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一天年輕一代企業家每個人都可以胡思亂想。我們的創新對人類的貢獻，一定要超過我們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學術問題。一個人坐在那兒是很難創新的，應該是人口規模越大創新的速度越快。中國人口占世界大約20%，但我們為世界貢獻的創新到多少?有20%嗎?我們歷史上有過好多的創新，但在近現代，我們連2%、甚至1%都不到。按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來看，中國為世界創新的貢獻應該是40%左右。我們應該在這點上感到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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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說的話來比喻我們制度改革為什么這么快?我們采集了大量低垂的果實，但這個果實是會采摘殆盡的，所以未來還是要依賴我們自己栽樹，讓世界其他人也能從我們種的樹上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