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沒有救濟，便沒有權利”，知識產權侵權賠償一直是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中的核心問題。現實生活中常常聽到權利人抱怨贏了官司卻輸了錢，因為打知識產權侵權官司，不僅前期取證難而且訴訟周期長、成本高，而且因為受制于現行法律的有關規定，權利人通過訴訟實際獲得的賠償很低，甚至不足以彌補訴訟的成本和支出，更別說填平其因侵權而遭受的損失。由于賠償低，權利人通過法律維護其權利的信心和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在此背景下，利用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再次修訂之機，在權利人的強力推動下，相關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紛紛表示要通過提高法定賠償額來達到對侵權人進行懲罰性賠償的立法目的。然而提高法定賠償額就必然能加大打擊侵權的力度嗎？懲罰性賠償真是遏制侵權盜版活動的“一貼靈”嗎？目前狀況下，針對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進行深入的探討。
提高知識產權侵權賠償額度確有必要，尤其在當下侵權盜版現象較多的情況下。一直以來我國民事救濟的基本原則是所謂的“填平”原則，強調的是民事損害賠償的補償功能，司法實踐中也一直堅持以填平式補償作為權利受侵害的救濟原則，力求做到“全面”、“充分”賠償權利人損失。但由于知識產權侵權的特殊性，權利人通常不能及時發現侵權行為，發現后又難以對自己所遭受的實際損失和侵權人的獲利情況進行舉證，導致長期以來人民法院對知識產權侵權的損害賠償絕大多數情況下均是采用在法定賠償額范圍內酌定賠償額，導致實際賠償數額偏低，法律懲戒侵權行為的功能難以發揮，權利人維權的積極性也受到嚴重挫傷。
違法成本的低廉，勢必造成侵權人藐視法律保護制度的后果。而提高侵權賠償額度，是遏制違法動機、震懾潛在侵權人的有力手段。在權利人難以舉證或舉證不充分的情況下，法官可以有效通過自由心證，加大法律懲罰力度，打擊侵害知識產權——尤其是故意侵權、反復侵權、大規模侵權等嚴重侵權行為。從這個角度看適當提高法定賠償額確有實際意義。
然而在對提高侵權賠償額度的意義予以肯定的同時，是否引入知識產權強保護國家的所謂懲罰性賠償制度還值得推敲。懲罰性賠償制度并非單純地提高懲罰額度，而是一套針對惡性侵權行為的救濟方法，它具有嚴謹的審查程序和認定標準。即使是在運用該制度最頻繁、經驗最豐富的美國，對實施懲罰性賠償也持謹慎態度，司法實踐中法官通常都會分析“侵權行為人的特定心理狀態”，只有那些存在明顯主觀過錯或者大規模商業侵權（即侵權是侵權人的主要商業模式和牟利手段），法院才會判定其支付懲罰性賠償。在確定懲罰性賠償金額時，法官通常還要兼顧考慮侵權人的財務狀況、侵權期間長短以及是否采取了補救措施等。其目的不言而喻，即追求罰當其所，罰得侵權人口服心服。即便如此，近年來美國司法界一直在爭議是否應對懲罰性賠償設置上限。反觀我國目前提出的提高法定賠償數額，應該屬于加重性賠償。若果真引入美國式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對于中國的立法、司法現狀而言，尚屬“水土不服”。
在我國立法中將法定賠償數額限定在50萬元以下的情況下，各地各級的法院在具體適用時就已經出現了對同樣情形的侵權行為其賠償數額相差數倍的案例，裁判標準畸輕畸重的問題已成為人們質疑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在法定賠償額度提高之后，法官的自由裁量尺度會進一步擴大，如何保證裁判尺度的統一將是對法官的職業素養、主觀意志和實踐經驗更大的挑戰。因為在有較高的法定賠償額的保障下，權利人將更加對其損失和侵權人的獲利情況怠于取證、舉證和質證，關于賠償的問題都將推給法官去自由裁量。在此情況下，兩造雙方都會將工作的重點放到說服法官、搞定法官上，而不是積極搜集損失證據。
真正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在基本侵權事實明晰的前提下，深刻探究侵權人的主觀動機，對惡意侵權加重懲罰，以期達到震懾、嚇阻侵權的效果。而我國的現實問題是侵權損失較難確認，對賠償金額的認定很多時候都取決于法官的主觀意志和職業素養。如果一味強調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震懾作用，賦予審判人員越來越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將會使得我國的知識產權侵權賠償案件陷入一個“難舉證、懶舉證、輕客觀質證、重主觀酌定”的怪圈，加大相關維權程序的不確定性。一個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絕對不能僅僅依靠“嚴刑重典”，在侵權事實和侵害損失得不到充分論證的情況下片面追求懲罰力度，其作用和效果均有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