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債務人欠債不還、不守信用、逃廢債務、規避執行成為一種社會頑疾。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全國法院2008年至2012年執結的被執行人有財產的案件中，70%以上的被執行人存在逃避、規避甚至暴力抗拒執行的行為，自動履行的不到30%。
近年來我國法院審結的知識產權案件逐年上升，知識產權案件由于專業性強、新類型案件多、社會涉及面廣、社會關注度高等特點，決定該類型案件判決后的執行也存在諸多困難。知識產權案件判決后執行難直接影響了權利人的創新熱情，制約了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推進。
7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布了《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下稱《規定》），決定建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這是最高人民法院針對執行難現狀而采取的一項重要破解措施。該規定的出臺，對破解知識產權案件執行難困境無疑將起到重要作用。
知識產權案執行面臨的困境
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性決定了知識產權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不但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面臨諸多挑戰，而且知識產權案件判決后的執行也存在許多新特點，面臨很多困難。記者經調查發現，知識產權案件判決執行面臨的困難主要表現為：
首先從執行標的來看，涉知識產權的執行案件的執行標的具有特殊性。與一般執行案件相比，知識產權案件的執行標的往往需要同時執行“財產”和“行為”雙重標的，即除一定數額的金錢賠償外，往往還包括請求停止侵權行為的執行。被執行財產常常是無形財產，對無形財產的執行比對有形財產的執行困難大很多。
其次，從被執行人責任承擔方式來看，知識產權案件大多涉及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責任承擔，在涉及侵犯著作權、商標、商業秘密以及詆毀商譽、虛假宣傳等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時，權利人往往會主張侵權人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要求在報紙、網站或相關雜志上刊登聲明等。法院在具體執行這些案件時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
還有，從被執行人地域性來看，由于知識產權案件涉外因素多，跨省、市案件多，權利人在訴訟管轄上往往會選擇侵權行為地法院訴訟，以產品的銷售者為被告，將產品制造者列為共同被告，而制造者大多是在外省市。執行時需要赴多個被告所在地執行，如果委托當地法院執行，則可能會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影響執行的效果。
另外，知識產權案件的執行需要其他行政等職能部門的配合。如涉及商標、商號等案件執行時，需要工商部門的配合；涉及專利方面的案件執行時，有時需要專利管理機構的配合；涉及互聯網域名等案件的執行時，需要互聯網管理機構的配合等等。
除此之外，由于知識產權案件大量涉及訴前禁令、證據保全等訴訟中的程序性措施，因此，對這些訴訟中的程序性措施的執行同樣也面臨著諸多困難。
正是由于知識產權案件執行面臨一系列的困難，導致被執行人對已經生效的法律文書怠于履行、規避履行，這對打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非常不利，也嚴重影響了權利人維權的積極性。
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信用懲戒
7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布了《規定》，決定建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該《規定》要求各級人民法院應當將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錄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庫，并通過該名單庫統一向社會公布。該《規定》將從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規定》的出臺就是要通過信用懲戒手段，使被執行人的信用好壞和其經濟利益、個人名譽、企業聲譽、交易機會、生存空間直接掛鉤。”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孫軍工表示，建立“守信者贏，失信者虧”的評價體系，使失信被執行人“寸步難行”，籍此促使其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以更有力的手段破解執行難。
并非所有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義務的人都將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為此，《規定》確定的標準有兩個方面：第一，對象標準，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應當是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被執行人；第二，行為標準，并非所有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被執行人都納入該名單，而是具備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義務的才納入該名單。《規定》具體列舉了6種情形，即：以偽造證據、暴力、威脅等方法妨礙、抗拒執行的；以虛假訴訟、虛假仲裁或者以隱匿、轉移財產等方法規避執行的；違反財產報告制度的；違反限制高消費令的；被執行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執行和解協議的；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
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信用懲戒，這是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的主要價值所在。《規定》明確了失信信息記載內容、公布范圍和方式，并依托社會信用體系推出定向通報制度。記載和公布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應當包括：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組織機構代碼、法定代表人或者負責人姓名；作為被執行人的自然人的姓名、性別、年齡、身份證號碼；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和被執行人的履行情況；被執行人失信行為的具體情形；執行依據的制作單位和文號、執行案號、立案時間、執行法院；人民法院認為應當記載和公布的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其他事項。
根據該《規定》，公布的方式首先是通過全國統一的名單庫在互聯網上向社會公布，同時也包括各級法院通過公告欄、報紙、廣播、電視、網絡、新聞發布會等方式公布。需要特別介紹的是定向通報制度，該制度是借助現代信息科技手段，將失信信息數據向政府相關部門、金融監管機構、金融機構、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及行業協會等，進行“點對點”通報，由其依照法律、法規和有關規定等在政府采購、招標投標、行政審批、政府扶持、融資信貸、市場準入、資質認定等方面，對失信被執行人予以信用懲戒。
健全知識產權誠信制度
此次最高法院出臺的這項《規定》有望破解執行難題，有利于規范各級人民法院依法使用信用懲戒措施，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促使被執行人自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最高法院出臺的該《規定》針對的就是案件判決后執行難的問題，這對加大法院生效裁決的執行力度無疑會起到積極的作用。”中國科學院大學法律與知識產權系主任李順德教授在接受中國知識產權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長期以來，執行難問題一直是困擾人民法院并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一大問題，對于知識產權案件來說同樣如此，社會各界希望出臺措施解決該問題的呼聲很高。此次最高法院出臺該《規定》是順應了社會各界的呼聲，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2011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意見》中提出了“建立健全社會誠信制度，并制定社會信用管理法律法規”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該《規定》，被視為積極參與國家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
知識產權誠信制度是整個社會誠信制度的一部分，知識產權案件的生效法律文書規定的義務沒有得到及時履行，導致權利人正常的生產經營無法維持，被迫停工、停產、減員。尤其是高科技型企業，知識產權是其核心財產，知識產權被侵犯導致這類企業生產難以為繼，如果通過訴訟且付出巨大訴訟成本勝訴后判決仍未得到執行，又給其造成“二次傷害”，這無疑會極大地打擊高科技型企業的創新積極性，不利于創新型社會的建設。
事實上，近年來多個地方、部門都在積極努力建立健全知識產權誠信制度。如前不久重慶市人民政府發布了《重慶市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工作實施方案（2013―2015年）》，計劃用3年左右時間，建立涵蓋全市所有市場主體的信用檔案，形成有效的社會監督和失信懲戒機制。其中明確指出，加大對企業知識產權侵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不良信息的征集，推動知識產權等重點行業重點領域企業誠信體系的建立，制定嚴重失信企業退出制度。
近年來我國法院審結的知識產權案件逐年上升，知識產權案件由于專業性強、新類型案件多、社會涉及面廣、社會關注度高等特點，決定該類型案件判決后的執行也存在諸多困難。知識產權案件判決后執行難直接影響了權利人的創新熱情，制約了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推進。
7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布了《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下稱《規定》），決定建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這是最高人民法院針對執行難現狀而采取的一項重要破解措施。該規定的出臺，對破解知識產權案件執行難困境無疑將起到重要作用。
知識產權案執行面臨的困境
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性決定了知識產權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不但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面臨諸多挑戰，而且知識產權案件判決后的執行也存在許多新特點，面臨很多困難。記者經調查發現，知識產權案件判決執行面臨的困難主要表現為：
首先從執行標的來看，涉知識產權的執行案件的執行標的具有特殊性。與一般執行案件相比，知識產權案件的執行標的往往需要同時執行“財產”和“行為”雙重標的，即除一定數額的金錢賠償外，往往還包括請求停止侵權行為的執行。被執行財產常常是無形財產，對無形財產的執行比對有形財產的執行困難大很多。
其次，從被執行人責任承擔方式來看，知識產權案件大多涉及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責任承擔，在涉及侵犯著作權、商標、商業秘密以及詆毀商譽、虛假宣傳等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時，權利人往往會主張侵權人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要求在報紙、網站或相關雜志上刊登聲明等。法院在具體執行這些案件時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
還有，從被執行人地域性來看，由于知識產權案件涉外因素多，跨省、市案件多，權利人在訴訟管轄上往往會選擇侵權行為地法院訴訟，以產品的銷售者為被告，將產品制造者列為共同被告，而制造者大多是在外省市。執行時需要赴多個被告所在地執行，如果委托當地法院執行，則可能會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影響執行的效果。
另外，知識產權案件的執行需要其他行政等職能部門的配合。如涉及商標、商號等案件執行時，需要工商部門的配合；涉及專利方面的案件執行時，有時需要專利管理機構的配合；涉及互聯網域名等案件的執行時，需要互聯網管理機構的配合等等。
除此之外，由于知識產權案件大量涉及訴前禁令、證據保全等訴訟中的程序性措施，因此，對這些訴訟中的程序性措施的執行同樣也面臨著諸多困難。
正是由于知識產權案件執行面臨一系列的困難，導致被執行人對已經生效的法律文書怠于履行、規避履行，這對打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非常不利，也嚴重影響了權利人維權的積極性。
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信用懲戒
7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布了《規定》，決定建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該《規定》要求各級人民法院應當將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錄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庫，并通過該名單庫統一向社會公布。該《規定》將從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規定》的出臺就是要通過信用懲戒手段，使被執行人的信用好壞和其經濟利益、個人名譽、企業聲譽、交易機會、生存空間直接掛鉤。”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孫軍工表示，建立“守信者贏，失信者虧”的評價體系，使失信被執行人“寸步難行”，籍此促使其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以更有力的手段破解執行難。
并非所有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義務的人都將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為此，《規定》確定的標準有兩個方面：第一，對象標準，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應當是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被執行人；第二，行為標準，并非所有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被執行人都納入該名單，而是具備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義務的才納入該名單。《規定》具體列舉了6種情形，即：以偽造證據、暴力、威脅等方法妨礙、抗拒執行的；以虛假訴訟、虛假仲裁或者以隱匿、轉移財產等方法規避執行的；違反財產報告制度的；違反限制高消費令的；被執行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執行和解協議的；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
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信用懲戒，這是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的主要價值所在。《規定》明確了失信信息記載內容、公布范圍和方式，并依托社會信用體系推出定向通報制度。記載和公布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應當包括：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組織機構代碼、法定代表人或者負責人姓名；作為被執行人的自然人的姓名、性別、年齡、身份證號碼；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和被執行人的履行情況；被執行人失信行為的具體情形；執行依據的制作單位和文號、執行案號、立案時間、執行法院；人民法院認為應當記載和公布的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其他事項。
根據該《規定》，公布的方式首先是通過全國統一的名單庫在互聯網上向社會公布，同時也包括各級法院通過公告欄、報紙、廣播、電視、網絡、新聞發布會等方式公布。需要特別介紹的是定向通報制度，該制度是借助現代信息科技手段，將失信信息數據向政府相關部門、金融監管機構、金融機構、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及行業協會等，進行“點對點”通報，由其依照法律、法規和有關規定等在政府采購、招標投標、行政審批、政府扶持、融資信貸、市場準入、資質認定等方面，對失信被執行人予以信用懲戒。
健全知識產權誠信制度
此次最高法院出臺的這項《規定》有望破解執行難題，有利于規范各級人民法院依法使用信用懲戒措施，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促使被執行人自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最高法院出臺的該《規定》針對的就是案件判決后執行難的問題，這對加大法院生效裁決的執行力度無疑會起到積極的作用。”中國科學院大學法律與知識產權系主任李順德教授在接受中國知識產權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長期以來，執行難問題一直是困擾人民法院并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一大問題，對于知識產權案件來說同樣如此，社會各界希望出臺措施解決該問題的呼聲很高。此次最高法院出臺該《規定》是順應了社會各界的呼聲，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2011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意見》中提出了“建立健全社會誠信制度，并制定社會信用管理法律法規”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該《規定》，被視為積極參與國家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
知識產權誠信制度是整個社會誠信制度的一部分，知識產權案件的生效法律文書規定的義務沒有得到及時履行，導致權利人正常的生產經營無法維持，被迫停工、停產、減員。尤其是高科技型企業，知識產權是其核心財產，知識產權被侵犯導致這類企業生產難以為繼，如果通過訴訟且付出巨大訴訟成本勝訴后判決仍未得到執行，又給其造成“二次傷害”，這無疑會極大地打擊高科技型企業的創新積極性，不利于創新型社會的建設。
事實上，近年來多個地方、部門都在積極努力建立健全知識產權誠信制度。如前不久重慶市人民政府發布了《重慶市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工作實施方案（2013―2015年）》，計劃用3年左右時間，建立涵蓋全市所有市場主體的信用檔案，形成有效的社會監督和失信懲戒機制。其中明確指出，加大對企業知識產權侵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不良信息的征集，推動知識產權等重點行業重點領域企業誠信體系的建立，制定嚴重失信企業退出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