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發展一起成長的，不只是動歪腦筋造假的犯罪分子。打假技術也借著大數據的東風，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智能，甚至走出國門，成為“中國智造”。
全民打假意識上升 制假售假犯罪依舊猖獗
今年全國兩會上，一些代表委員跟假貨較起了勁兒。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表示，他將提交《加大對制假售假的打擊力度的提案》，呼吁電商平臺、社交平臺、線下渠道合力，對制假售假犯罪進行嚴厲打擊，加大制售假的源頭治理。作為連任的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對去年提案《關于對制假售假行為加大打擊力度的提案》進行了深化。
朱征夫繼續跟假貨較勁兒，和他們的一次調研有關。調研發現，傳統的打假手段已經無法遏制假貨的猖獗。而假貨根源不除，供給側改革無法放開手腳。
2018年2月，兩名廣東團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兩名全國政協委員前往廣州市白云區解放北路的皮具城。2016年，這處經營了15年的市場曾以“廣州白云區皮革市場”的名字，被列入美國貿易辦公室發布的“惡名市場”名單。
下車點距離白云皮具城尚有數百米，幾名游蕩的“拉客仔”很快盯上了朱征夫和他身邊的“兒子”；全國人大代表盧馨假扮的“夫人”也在簡單對話后，被引入了皮具城寫字樓的5層到11層區域。
這里藏著真正的“大生意”——經過四五道眼神手勢“把關”后，朱征夫和盧馨等人看到整面墻擺放的假冒LV、GUCCI、Coach等國際名牌箱包，其正品專柜價格數千至上萬元，這里只需要100至800元。
朱征夫還見證了一筆“國際交易”：幾名外國人，在翻譯的帶領下結完賬，將包包裝在黑色袋子里直接背走。
朱征夫沒想到，假皮具就這樣在公眾眼皮子底下公然銷售，他用“驚心動魄”形容假貨產業給他帶來的震撼。
在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他將再次提交《加大對制假售假的打擊力度的提案》。與他同行的另外3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同樣表示，假貨不徹底打擊，將成供給側改革掣肘。
事實上，社會對于打擊假貨的呼聲已經持續了很多年。從過去少數的“打假斗士”，到現在全民對假貨喊打，消費者對于假貨害處的認識，隨著消費升級而更加明晰。
“各界人士像治理酒駕一樣對打假逐漸形成共識了，最后結果卻不是大家預期的，這是什么原因？”阿里巴巴副總裁孫軍工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由于線下假貨生產源頭仍未根除，許多制假售假犯罪鏈條和網絡依然活動猖獗，甚至形成行業性、領域性、區域性假貨產業帶。
“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
事實上，有關部門對打擊假貨從未放松，但現行相關法律或者執法、司法現行實踐和標準，已難以適應打擊此類犯罪迅猛發展的現實需要。制售假成本低、執法成本高、絕大多數制售假處罰難以達到“讓售假者痛”的治理效果。“違法犯罪分子笑死、痛恨假貨的人急死、執法辦案人員累死、消費者哭死”，是對這一現狀的無奈寫照。
去年9月，西部某省公安機關在阿里大數據協助下破獲一起公安部督辦的特大調味品案，警方跨多省繳獲數十萬袋假冒調味品。
主犯師某之前在一家正規調味品廠從事打假工作，曾配合當地警方打擊過假冒該品牌調味品的制售窩點。在高額利潤誘惑下，師某轉而制假，2006年、2011年，其兩次因參與制售假被公安機關刑拘，均被取保候審，直至2017年因制售假“三進宮”。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對制售假違法犯罪定罪量刑的標準是，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后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在現實中，制售假分子為逃避打擊，會有意識地將犯罪鏈條分解到多個環節多個平臺，刻意造成制售假者與涉假商品之間物理分離，使得案件偵辦難度和時間都大幅升高，證據之間相互印證難度加大。
相對執法成本的高昂，制售假違法犯罪的成本明顯更低。
分析63份制售假犯罪的判決書發現，共判決的129人中，判緩期執行的104人，緩刑比例為81%。2016年，根據對當年能夠公開抽取到的判決書的分析，其緩刑率為79%。2017年緩刑率比2016年高2個百分點。
借助互聯網的隱蔽性，制假售假的職業化程度提升、產業分工更明確、犯罪產業鏈更加分散，都給查處帶來難度。因此，“唯數額論”的定罪量刑標準，在復雜的線上銷售和線下制假過程中偵查機關、審判機關對于電子證據的認定難以形成統一標準，導致事實認定和證據采信非常困難，線上銷售的違法收入在司法實踐中普遍較難認定，以至于制售假犯罪分子往往得以逃脫應有制裁。
2017年1月，阿里巴巴大數據打假聯盟成立，這是全球首個“大數據打假聯盟”，致力于依托大數據和互聯網技術，讓打假更有力、更高效、更透明。大數據打假聯盟成立后，阿里巴巴聯合權利人開始向售假分子宣戰。2017年， 阿里巴巴作為平臺發起中國第一例針對售假賣家的民事訴訟。
淘寶網以違背合同約定、侵犯商譽為訴由，通過民事訴訟對多個平臺售假商家持續追償，勝訴也上訴，堅決不調解。截至目前，阿里巴巴已向法院提起訴訟12起，全獲立案，一審宣判2起。其中，淘寶網起訴商家姚某出售假冒瑪氏貓糧的“全國首例電商平臺訴售假店鋪案”勝訴，獲賠12萬元。目前該案入選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入圍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央電視臺聯合開展的“2017推動法治進程十大案件”評選活動。
目前，聯盟已有寶潔、路易威登、瑪氏、阿迪達斯、蘇泊爾、小米等全球30個知名品牌權利人入盟；2017年4月，大數據打假聯盟發布《聯合公報》，明確提出共建一個全球24小時無時差打假共同體；2017年9月，大數據打假聯盟成立咨詢委員會，作為聯盟“智囊團”為“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提供思路與解決方案。
互聯網對接實體經濟 打假成為“中國智造”
朱征夫說，假貨不是在有了互聯網之后才出現的，而是在我們國家有貿易文字記載時就開始了，只不過，互聯網讓假貨擁有快速的普及率、高覆蓋率和傳播性，使得線下的假貨問題在網上顯得更加猖獗。我們應該全方位考量假貨對中國經濟乃至中國社會治理帶來的全方位的沖擊和影響，只有這樣認識假貨問題，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影響中國經濟發展最基礎的元素，才能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大數據無疑有機會為實體經濟注射互聯網的打假“疫苗”。現在，商業大腦、假貨甄別模型、圖像識別算法、語義識別算法、商品知識庫、實時攔截體系、生物實人認證、大數據抽檢模型等大數據方法，讓打假有了新手段。
例如，一個強大的商品大腦可對平臺上近20億種商品進行識別，通過學習外部信息，發現侵害他人知識產權的行為并進行判斷、處理；圖像識別算法則可每日識別商品圖片約6億張，其中OCR識別(文字識別)每秒能掃描圖片文字23546287個，相當于501本《康熙字典》，識別準確率達97.6%，而語義識別算法則根據OCR識別出的文字，對文字背后的真實語義作分析和判斷。
借助這些技術，2017年，在阿里巴巴平臺上，消費者因懷疑買到假貨而發起的退款比率為0.0149%，較前一年下降 29%。換句話說,每1萬筆訂單中僅有1.49筆為疑似假貨。
在互聯網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打假也成為“中國智造”，走出國門。
2017年，阿里巴巴走出國門，在國際舞臺上與權利人展開溝通，加強合作。2017年8月和11月，阿里巴巴知識產權保護團隊分別在紐約、日內瓦和米蘭舉辦了3場國際權利人大會，與超過300名的國際權利人代表直接對話，分享阿里巴巴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的新技術、新動向與新項目，并展開數十場一對一的品牌方和代理人交流會，詳細解答權利人代表在平臺知識產權保護上的問題，幫助權利人保護合法權益、解決問題。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科研院公共資產研究中心主任文宗瑜表示，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中國的制假販假不是在收斂而是在加快。從互聯網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來看，互聯網平臺要和實體經濟對接。
“從目前來看，工業制造和農業生產，這兩大問題應該是未來互聯網覆蓋的一個大方向。”文宗瑜說。
